侯世钧，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4年8月，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乐亭红卫中学)任初、高中物理课理化教研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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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渤海地震后，红卫中学成立了地震测报小组。
1970年1月，参加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对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后的序列强余震基本做出了准确预报。为此被评为河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并被推荐为参加首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候选人。
侯世钧圆脸盘，个不高声调也不高，很慈祥的老人。
他把满满一提袋资料小心翼翼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份极其珍贵的
地震预报意见，16开纸上方的订书钉一层锈迹。我抚摸着这些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史料，只觉眼中一潮。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当时去红卫中学参观的人多极了。什么地球物理所的，什么生物所动物所化学所的，一拨一拨地来看资料了解情况。
乐亭红卫中学有三种观测手段：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应力仪、地磁偏角测量仪和地温测量仪。再就是他们埋没的土地电，极距75米，地下走电缆。乐亭没有大工厂，干扰小。土地电埋设在田野里，就连小工厂也没有。
侯世钧成功地预报过多次地震，震级和发震时间主要是地应力，趋势参考土地电，几种手段各有千秋。
乐亭红卫中学从1969年成立地震测报小组，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一天观测三次，早8点中午12点晚5点，每晚填图、分析。这项工作要持之以恒，风雨无阻，一天也不能中断。
从1974年开始，他们每天给地震办报数据。那阵儿是手摇电话机呢，摇几下总机电话员出来了，然后让她接县地震办。给地区地震队是用信报，特意印了一个表，三天一报数。
1975年10月出现异常。唐山地区各监测台、站关于地震的呼声比较高。1976年5月，二中田金武老师给他写来一封信，探讨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以后的异常趋势，震情是结束了还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回信说，和林格尔地震后是有变化。1975年12月份开始出现异常，和林格尔地震是一个转折，异常还是继续发展。
1976年6月份，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在县招待所召开了地震会商会，乐亭红卫中学正式提出：
七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异常越来越明显，幅度也加大了。侯世钧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又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为什么有思想斗争？侯世钧说，发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如果发了而没有震，那……怎么交待？谁也不是瞎发的。当时华国锋有指示，京津地区5级以上地震要在24小时内作出预报。
虽然是慎之又慎的大事，侯世钧认为大地震即将爆发，所以才发了书面临震预报意见，并加盖了学校的公章。
侯世钧沉默了。他双手捧给我一份信函。由于年代久远，纸页之间有点粘，我一点一点地揭开了这页尘封已久的历史。
地区地震办公室负责同志：
现将我们这里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从1975年12月23日到1976年4月10日，我们这里东西道土地电出现正弦形异常，原来以为是4月6日河(和)林格尔6.3级地震所引起的，现在看起来不是。因为即(既)然有那么明显的长趋势异常，就应该有明显的临震异常，可是没有。据此，我们推算在7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此预报意见早在6月初县地震会上提出，不知已转告否？
另据地应力135°档情况看，也出现了长趋势异常，且坡度幅度都较大。
磁偏角从4月初也有长趋势异常。南北道土地电也出现了明显异常。
另外，根据东西道土地电日均差“二倍法”推算，7月23日渤海将有较大一点的地震发生，因为这有长趋势异常背景值得注意。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
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如需要可供资料。
致以革命敬礼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
1976年7月16日
说明：原件一式二份上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原件加盖“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
很显然，这不是临震预报的原件，是发出原件后追发的一封信函。文中在分析趋势性背景时，提到了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这是在中国地震史上很重要的一次地震，因为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4.5级以上的地震，又过了113天便爆发了唐山大地震。
和林格尔地震为何模糊不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视野？像杨友宸、田金武、侯世钧、马希融、吕兴亚……他们和某些地震专家一样，也同样注视着和林格尔地震，却没有漏报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3日，唐山地区地震队两个专家来落实异常。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相信。侯世钧把东西道土地电、南北道土地电以及南北异极土地电、地应力、地磁等预报依据和图纸资料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又考察了仪器设备情况，心里也不安了，说回去详细向队里汇报，有什么情况保持联系。地震专家要走了，侯世钧就有点急。
他说，我们这里异常变化非常明显了。又说，根据我的计算，这个大震最低是6.7级，最高可达7.7级！
乐亭红卫中学书面预报意见只报了“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为什么又强调这个大震最高7.7级呢？侯世钧说，还不敢那样报。一是缺乏报大震的经验，二是5级以上就要逐级向上报了。白纸黑字，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1976年7月23日下午，地震专家走了，“泥牛入海无消息”。乐亭开始下大雨。校园里有一口地震观测井，原来打水要系上三四米长的绳子，地下水位涨上来，坐在井沿就能洗脚。显然，这不仅仅是下雨的原因。
1976年7月24日，雨仍然下着。呈米字形的四道地电，有三道把表烧毁！从1969年至1976年，也曾遇到无数次下雨，但没有微安表同时烧毁的现象。只能换上新表继续观测。这一天侯老师终生难忘。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数据和图纸，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也许是知道大震即将来临，他望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再也受不了了，竟然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下课了，他还鬼使神差地通报了一些教师。
这样做严重违纪。他知道。
侯世钧的临震预报是7月23日左右，白纸黑字无法更改。如果说24、25日没有震，他还不是特别担心的话，那么到了26、27日，侯老师全身的神经的的确确是绷紧了！
侯世钧监视这个大震已经太久，各种监测手段充分证明这是与和林格尔地震无关的大震。数据是可靠的，分析是严谨的，计算是无误的。所以才敢把临震预报通报给一些老师和学生，才敢跟调查核实的地震专家明确地讲，这个大震最高可达7.7级！
可是它不震。
这个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莫非真是虚报了？侯世钧心情也很矛盾，又希望震又不希望震。
7月27日黄昏。侯世钧在血色黄昏中铜像般伫立着，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随着夕阳坠入了地平线。他的临震预报对地震界来说是虚报，对老师和同学来说可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夜里十点左右，侯世钧无奈地回到了宿舍。为了能及时逃生，依然没有锁门，门里边支了一根小木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爱人均匀的呼吸声……大地震轰然而至。
侯老师挟着孩子窜出了门外。因为没锁门，一点逃生的障碍也没有。他爱人紧跟着出来了。刚逃离宿舍，山墙便轰轰隆隆地倒塌了。大地剧烈地摇撼，人根本站不住。侯老师右手抱着一棵树，左手挟着孩子。那一年孩子六岁。
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候老师说我还有话想说。我望着他恳切的目光重新打开了录音机。我们忘记了吃饭，我倾听着一个曾经无私地付出青春岁月，白发苍苍依然不敢忘记祖国地震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悲凉的心声。
我虽然不搞地震预报了，可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策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策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们。当时就教那么一点书，还有精力从事地震研究。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文革”的初中很轻松。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乐亭红卫中学的预报意见也是专群结合的成果。唐山大地震之前，说了那么多年有震有震，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69号文件，我们就提高警惕了，观测仪器就明显了。如果没有长趋势的预报意见，我们也不见得能分析出来。应该说，专群结合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报。
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策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常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像吕兴亚那样坚持下来的人恐怕是不多了。
我1983年从乐亭红卫中学调出来，临走曾经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我说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八九年我回去一次，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
小屋在校园边，很清静，搞地震监测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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