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界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许多年轻一代已经是唯利是图......”“但前段时间那个管理科学院的事,参加的不都是我们的老专家们吗?”这是前日政协科技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幕。一位年纪稍长的委员发言直陈科研领域存在的问题时,旁边一位委员忍不住插话了。
学术不端、论文剽窃、院士制度等问题,已经成为本届“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关注的又一热点。
前天,本报记者就此问题,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
最大的问题是浮躁
记者:几天来,代表委员们对学术腐败问题议论颇多,公众对此也非常关注。目前,我国科研学术界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沈国舫:应该说,学术腐败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学术浮躁才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况。
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这个问题拔得那么高,全部归结为学术腐败。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思想的产生,和我们科研部门的引导有一定关系,每年发多少篇论文,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都和他们的晋级挂了钩的,但有的研究领域专业是需要沉淀才能出成果的。这些要求又大都是各单位自行制定的一些土政策。结果就只能是,有些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因为论文数量上不去,始终提不成教授,许多人就只好去搞邪门歪道,去剽窃造假,还有一些人在合作中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
总之,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要看它是社会问题,还是科研群体自身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创造能力主要依靠这些人,如果这些人都被带坏了,大家都变得浮躁了,都不愿意坐下来搞研究,那就危险了。
陈竺:我想起比尔·盖茨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估算今后3-5年内发展情形时往往表现得过于乐观,但对10年内可以实现的事情又估计不足。”这句话很有道理,反映在我们科学领域就是浮躁和急功近利,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此外,少数院士还喜欢对所有的事情都发表评论,这同样是学术浮躁的表现。
学术剽窃该揭露就揭露
记者:前段时间爆出“川大教授学术剽窃”一事,媒体称其为中国版“黄禹锡”事件,对于这个事件,你们怎么看?
沈国舫:中国出现“黄禹锡”并不奇怪。只是截至目前,这个事件对外界的震动还没有达到黄禹锡事件那样的程度。科研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对于学术剽窃的情况,现在揭发出来是好事。这样的事情,该揭露就揭露,这也是媒体的责任。
陈竺:黄禹锡事件确实给我们很大警示,我们和韩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急切地想改变现状,提升科技发展水平,而且两国文化相近,都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大家习惯把学术地位与行政联系起来。在黄禹锡事件中,就是国家给予了他太多特权,给他安了太多头衔,他几乎被神化了。这当然不利于他继续创新,而且重压之下,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科研就是科研,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色。
个别院士存在虚荣心
记者:去年几十位两院院士受聘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的事情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件事究竟因何而起?
沈国舫:我认为大多数院士是好的,他们为科研奋斗多年,赢得了社会尊重。但受社会影响,个别人也会陷入到各种问题中去,我们也不断地给他们敲警钟,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让他们注意自律。至于所谓的“中国管理科学院”,我们了解到,那是香港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北京只是一个空架子。他们聘任“院士”,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院士为其壮门面。我们的几十位院士“受聘”,应该说是受了蒙蔽,我并不觉得他们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事,要贪图什么。当然,我想也有个别院士存在虚荣心。因为现在世界上有第三世界科学院,所以他们可能会误以为那个什么管理科学院也是类似机构。其实,他们事前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不就清楚了吗?所以院士们还是要严于律己。
陈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想,科学家连什么是具有合法地位、在科学界有影响的科学组织都不清楚,这显然不应该。不能人家出来抖一下旗,你就投奔而去。不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我们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
取消院士终身制不合适
记者:外界一种说法是,院士终身制会导致院士失去创新动力,甚至产生某些不良学术现象。因此,有人认为应该考虑取消现行的院士终身制。
沈国舫:院士本来就不存在终身制的问题。院士只是终身荣誉,好比你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那也是你终身的荣誉,别人拿不走。院士虽然是终身荣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科研工作就此止步。以中国工程院为例,80%以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院士在原单位的任职也没有特权,只不过对院士何时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院士在80周岁之后,在院士增选或院士大会上就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其他活动的参与,也可以根据身体状况自行选择。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他们的学术生命就会继续,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需要他们的智力资源。
陈竺:取消院士终身制是不合适的。因为院士不是岗位,而是科学荣誉。目前,全世界的科学院都采取这样的做法,院士是终身荣誉,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院士已经不是终身制了,如果他们违反了基本的科学道德,院士荣誉也可以被取消掉。但总的来说,我们遴选院士的标准还是很严格的。
院士收入状况正在调研中
记者:国家每月给院士200元津贴的政策会不会有所调整?
沈国舫:国家现在给院士的津贴是每个月200元,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标准,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此外,关于院士待遇并没有其他明文规定。关于津贴调整的问题,我们也打算向国家建议搞一个统一规范,杜绝院士出去做商业广告。目前,我们正在调查研究院士收入状况,问卷已发出去了,收回问卷后,我们将把调研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决策。
陈竺:院士津贴现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院士可以通过外出讲座或兼职等获取工资津贴之外的收入,但一些老院士的生活就比较困难。我建议国家设立相关规定,切断院士“灰色收入”的渠道,提高公开统一的津贴标准。这个问题,我们会通过合适渠道向上反映。
正研究惩戒细则
记者:是否考虑针对院士出现的学风道德问题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沈国舫:我们对院士的要求是,他们要避免从事本职之外的兼职工作,所得报酬要与实职工作相称。去年,在新院士当选之后,我们马上给每个院士和他们所在单位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要保持平常心,严于律己。我们收到对某些院士的投诉材料之后,如果调查属实,会和所涉及的院士谈话警告。
现在的院士章程里,也有对院士学风道德方面的惩戒规定,从谈话、警告、记过直到撤销院士称号。但现在章程里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比如什么情况需要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目前,我们科学道德委员会正就制订实施细则进行研究。但其中的界限划分有一定难度,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明确告诉你细则出来的时间。
陈竺:科学院道德学风委员会正在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科学家需要自律,并担负起与其相称的社会责任,我想最终还是要提倡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风。实际上,如果科学家出现了道德学风方面的问题,就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只要查实有人出了问题,那就不管他是院士还是一般科技人员,都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处理。
下个月,我们科学院将开一个国际性会议,主要探讨院士学风建设问题,也将参照国际上道德学风方面的一些举措。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希望成立全国性的学术道德管理委员会,发生重大学术不端问题后,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处理,但调查委员会不能全由本单位成员组成,并将调查结果公开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