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一个时代文学繁荣与否,它的优点和缺点,它那种思潮、流派、样式和创作方法特别兴盛流行,都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都是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合理的依据的。既是说,有它内在的必然性,有它的规律可循的。
翻开古往今来的文学发展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出,影响文学发展的,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社会生活。生活决定文学,文学反映生活,这是文学发展规律中最基本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所说的“社会生活”,主要指社会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指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势,马克思指出,希腊神话是人类幼年时期的产物;神话、传说、史诗都是和近代物质文明不相容的。随着蒸汽机、纺织机、火车等等的出现,那些艺术形式也自然消失了。中国两千年前的《毛诗序》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乘;忘国之音哀以思,其政困。”强调社会政治情势——即阶级关系,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关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是对生活决定文学而不是文学决定生活;文学只有反映生活才说得上反作用于生活,影响生活,因此,古人在讲文学的社会效果时提出“兴观群怨”的说法,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孝见得失”,了解社会状况,人民的反映,如果文学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就说不上“孝见得失”了。由此,他们主张“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的理论,即是说,统治者利用文学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去影响人民,而人民则通过文学反映自己的要求愿望和意见,这两个方面都是“干预生活”,历来开明的政治家都是两者并重的。
生活认定文学,归根结底就是生活决定作家。作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他的创作不能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生活给作家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给他以有力的限制就。任何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反映,都难免带有片面性,这是由时代、阶级、作家个人的生活和教养所决定的。但忠于生活的作家,却能够克服他的主观偏见而接近或达到客观真实。
承认生活决定文学,创作上和理论上的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直到现在还有争议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歌颂和暴露,本是作家对待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两种态度,也是文学的两种职能。暴露得不对自然错误,歌颂得不对也未必正确。便要把两者割裂开来,分个高下、主从,我认为没有多大必要。值得研究的倒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侧重在歌颂方面的作品多,有时候侧重在暴露方面的多?是作家心血来潮愿意歌颂就歌颂,愿意暴露就暴露吗?还是有谁振臂高呼,于是应者如云,在创作上就造成了某种气候吗?不!尽管不能否认作家在认识和选择生活上有他不同的角度,但仍然是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生活中交织着光明与黑暗,美和丑,善与恶的搏斗。一个时代,生活中光明的东西、美的东西、善的东西处于压倒性的优势,文学反映这个时代,歌颂的就必然占压倒优势。一个时代,生活中黑暗的东西、丑的东西、恶的东西占了优势,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学,暴露的就必然占了优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也扭转不了的。强扭的结果只能使文学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走上“瞒和骗”的道路。
其次,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传统,也必然受其他意识形态(哲学、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新文化运动,每一种文学样式的兴起,繁盛,衰落,消亡,每一个文学派别,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都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有传承,有发展,有借鉴,这是每个熟悉文学史的人都了解的常识,至于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哲学。古今中外,凡是唯物主义盛行时,现实主义必然发扬光大;而假浪漫主义的出现,总是和唯心主义的猖獗联在一起的。魏晋以来的玄言诗,发展了老庄哲学的消极面;明清小说中大量因果报应的作品,不能说与佛教的盛行无关,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盛唐文化”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离不开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应当警惕外来文化的腐朽和有毒的部分,但却无法事先规定一个借鉴的范围。应当相信,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自行吸收养料,排泄废物,接触一点毒素,也能增加免疫能力。
个别人物对文学发展产生破坏性的作用,不能否定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因为它只能是暂时的。文学如万山丛中的激流,它穿过乱石,冲走泥沙,曲曲折折,流进大海。任何顽石都只能阻碍它于一时,而不能阻碍它的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