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向低调的浙江这几年成了全国的经济明星:
浙江省GDP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第十二位一跃而上,稳居全国第四。
全国最富的100个县,浙江占了23个。
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大陆百名富人中,浙江就有17个。
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浙江成了中国经济最健康、最活跃、最有前途的地方。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甚至预测,在我国加入WTO后5年内获得的经济效益中,浙江可能享有其中的10.8%,成为获益最大的省份之—。
当青岛人还沉静在是山东的龙头老大、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却惊奇地发现,青岛与浙江比,大大落后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字足以让我们震惊。
2001年青岛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73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901元,而浙江省全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582元。随便拿出浙江的一个县、一个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远远高出青岛,温州市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2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683元。绍兴市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053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343元。
本来,青岛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又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优势,改革开放初人均经济指标都高于浙江省,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后大大落后于浙江呢?笔者认为,究其根源之一就在于青岛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浙江人了。青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自满、保守、排外、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固步自封、极端排外、夜郎自大、小富即安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已经阻碍着青岛经济的发展。而浙江人:敢闯敢冒、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险、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于学习的学习精神,求真务实、脑子灵活、善于经营的经商精神,正是浙江经济发展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人说浙江经验是学不到的,或许就是指浙江人的观念难以学到。对照浙江经验,青岛市要实现新世纪的经济腾飞,观念的转变更显得尤为迫切。在某种意义上,迎接一场文化意义上的转变,培养一种更开放、勤奋与自省的意识,甚至比具体的改革措施更重要。
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怕就怕不能正视自己的弱点;怕就怕不能从实际出发,找到自己有特色的发展新路。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者,面对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更要在思想观念、发展机制上自觉地站在对外开放的前列,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用开放的思维、开放的步骤、开放的措施,主动迎接挑战。为此,青岛要在思想观念上、发展机制上、经济环境上和人的素质上学习浙江经验,谋求大发展。
浙江人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浙江经济发展奇迹。在研究浙江经济时,许多学者都使用了马克思·韦伯文化史观的有关观点,即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人们都注意到了浙江精神,并归为十六个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青岛人要向浙江人学习的正是这种浙江精神。
一、学习浙江人敢闯敢冒、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学习浙江经验,有形的可学之处很多很多,但最值得青岛人学习的是浙江人的观念:敢闯敢冒、不畏艰险、特别能吃苦。吴敬琏先生就对浙江人的精神赞誉有加。他认为,浙江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确实,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刻,都可以听到浙江人的声音:从第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这一切似乎都是对浙江人敢闯敢冒精神的诠释。
敢闯新路,敢为人先。市场经济需要的就是这种敢闯敢冒、勇于探索、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拼搏精神。浙江人凭着这种精神,永立市场浪潮的尖端,并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王均瑶,只念过初中的温州农民。1991年,25岁的他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竟“异想天开”要“包天”,包下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并办起了天龙包机公司。尝到甜头后,他又先后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人们惊呼:这小子吃了豹子胆!
别人不敢想的浙江人敢想,别人不敢做的浙江人敢做。25岁的青年敢包飞机,个体女老板敢到高原大漠包油井,一个“包天”,一个“包地”,试想还有什么事浙江人不敢干的呢?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史中浙江人写下了太多太多的全国第一。浙江人申领了我国第一个个体营业执照,浙江人制定了全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浙江人形成了我国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规章,浙江人让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浙江人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城、第一个城市信用社。
浙江人做事很精明,脑子灵活,善于创新。这非常符合当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说。难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二、学习浙江人不畏艰险、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
浙江特有的地域文化和人多地少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浙江人特有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曾几何时,不愿死守脚下的土地的浙江人,甘愿忍受背井离乡之苦,到异地淘金。强烈的致富欲望让他们能吃得任何苦,跨过任何槛。如今,从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到西藏、新疆、内蒙等边远省份,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浙江话”成为本土语言。他们乐意从小的做起,卖打火机、领带夹、眼镜,做鞋、修鞋。不嫌生意小,不怕别人笑。外国记者在温州采访时,都惊奇的发现温州最有实力的企业家以前竟是补鞋卖鞋的。
“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能吃别人不能吃的苦,能挣别人看不上的“小钱”’、“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发财”、“敢于实践不争论”、“你争论我发展,你犹豫我大干”,这些耳熟能详的描述浙江人的话已成为“流行语”。从被国家轻工部授予“中国最强生产企业”温州大虎打火机厂的老总到“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的农民企业家们,几乎都有一部艰苦的创业史,在创业初期或睡过地板,或住过阁楼。肯吃苦、务实成了浙江人特有的代名词。
“你们经济能发展这么快,到底有什么‘秘笈’?”浙江人被人无数次询问此类问题。他们也许并不会给出准确答案,但又总不忘记对他们的“四千”精神津津乐道一番。“四千”精神也就是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有人还加上另外两句——不怕千刀万剐,赚尽千金万银。
三、学习浙江人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于学习的学习精神。
浙江许多民营企业老板虽自身文化层次不算高,但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于学习,许多都有过先前打工学技术和搞管理的经历。
目前,温州人能主导世界打火机市场,关键在于学到了打火机制造技术。十多年前,日本考察团发现温州打火机成本低廉,便决定在温州选择打火机厂作为自己的品牌定点生产企业,温州由此掌握了打火机生产的核心技术,最终“学生”打败了“老师”。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机已出口到世界各地,但他每天还在为意大利的顶级品牌作定点生产,利润不高,但他从未想到放弃,目的只有一个,向人家学习,接触最前沿的技术和设计,激发自己的创新灵感。
“口袋富不算富,脑袋与口袋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不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而是私营业主和农民。富了口袋富脑袋,浙江人在不断学习中已跨入一个更高的文化层面,更从容地应对市场的竞争。
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工业,很多民营企业业主的知识水平并不高。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他们越来越感觉到知识的重要性。如今许多浙江企业主已经主动坐进了MBA班的教室。
浙江经济已走在全国前列,然而浙江人往往并没有自我满足感。当欠发达地区不断夸耀浙江的发展时,浙江人都很谦虚,他会告诉你:你们资源比我们丰富,你们也在加快发展啊。其实他们也正不断走到更发达地区学习考察,浙江的干部一批批被派到广东、上海等地跟班学习,甚至被派到发达国家培训学习,为的是与国际接轨。
四、学习浙江人求真务实、四面出击、善于经营的经商精神。
不事张扬,很务实,这是浙江人的共同特征。浙江人那种务实精神“触手可摸”。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总,再到普通管理人员,他们在介绍经验时,往往都单刀直入,先让你看看VCD宣传片,再简明扼要说今年做了些什么,最后还不忘说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需要多少年时间。
很多浙江企业老总都是和员工一起住在工厂吃在食堂的,这几乎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浙江的企业众多,竞争激烈,老板不和员工们一起踏踏实实干事,就面临着淘汰。务实精神可见一斑。
有人称,浙江经济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在别人争论中出名的。这话颇有几分道理。当人们还在为个私经济的性质、所有制结构比例等问题争论不休时,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人并不被争论所干扰,反而抓紧时间干事业,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先发性优势,而“温州模式”反在争论中扬名,前来取经者一批接一批。但温州人自己并不喜欢“温州模式”之说,他们认为模式是一种固定的缺少变化的东西,很容易导致僵化,而温州经济能飞跃式发展恰恰是在体制、机制上能与时俱进。温州经济实质就是个实效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发财是硬道理。温州人才不管那些孔乙己的长衫似的旧条条框框。
世界打火机市场曾是美、日、韩等国的天下,然而精明的温州人用十年的时间占领了全世界80%的市场。当前,欧盟、美国为了保护本国的打火机工业,开始对来自温州的打火机实行技术壁垒制裁。欧盟提出,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装置,以保护儿童安全。这对温州的打火机行业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然而当记者在江总书记视察过的中国最强生产企业——大虎打火机厂参观时,该厂负责人对此显得胸有成竹,他语出惊人:“其实并非没有办法,很简单,不生产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我们可利用刚加入WTO后的一年半过渡期,加紧技术创新,生产档次在2欧元以上的打火机,这就把技术壁垒绕过去了。”这就是一种创新观念,一种逆向思维,在节骨眼上“一念就灵”。
在经营上,善打算盘的浙江人更为讲实效。他们不唯上,不唯书,对外资也不会盲目崇拜。许多浙江老板不喜欢“世界加工场”这个词,他们已经认识到做人家的加工场,赚的只是小钱,手上有大笔资本的浙江老板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品牌经营阶段,康奈、奥康这样的品牌早已打入欧美市场,准备赚大钱。
温州人为了打开产品市场,过去是十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推销产品,现在建立了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把市场办到全国乃至世界。有人说:“温州人的每一根头发都是天线。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全市流通企业办生产厂家,生产厂家办流通公司,使原来的“前店后厂”变成了现在的“生产基地+销售网络”,使原来的“游商”变成了现在的“坐商”,使原来的小商店变成了现在的专卖店、连锁店。温州过去重视建市场,现在重视占领市场:温州皮鞋占领了全国相当大的份额;瑞安市有30多种小商品占领了全国3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许多地方还在为经销产品发愁时,精明的浙江省人经营已经由经销产品转向经营市场,义乌市为了开拓市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义乌商品城,每年带动义乌市工业产品外销达40多亿元。
青岛与浙江各地市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差距,原因固然很多,但首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差距。青岛要迎头赶上,就首先要打破那些固有的旧观念、旧思维,脱下那过时的孔乙已式“长衫”。
浙江经济发展之路启示我们:青岛目前虽属经济发达地区,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自然地理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异常广阔,只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青岛就一定会在新世纪实现新的经济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