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坚写的《杯中窥人》[转帖]

　　作者：文嚎（胡坚）

　　此文的题目源自一次作文大赛。出题人把一张道林纸塞进一只装了半杯水的玻璃杯，说这就是题目。

　　我想到的是人性，确切说是被扭曲与扼杀的人性。


　　杯中这张纸，原本光滑平整，现如今肿胀，原因有二，一是玻璃杯的限制，二是杯中水的侵蚀。这二者就好比扼杀人性的两个凶手，极权主义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准确说是动物凶猛的生存环境。

　　极权主义和恶劣的环境都不是实体，玻璃杯与杯中水也是透明的，这就注定了被扼杀者终不会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有时他们就是杯中水。

　　历史老师每次讲法国大革命我就犯糊涂----到底谁杀谁啊？今天A派杀了B派，明天B派又剁了A派，流血比撒尿还简单。当然，历史老师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管这叫“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想来可能是从政治老师那里学的。

　　有点扯远了。昆德拉说法国大革命无数次地重演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个假设本身就有些变态。让我来看看这场革命的精神实质----“古典民主理论”，“直接民主理论”。不用问就知道，这都是卢梭《社会契约论》里的老东东。

　　罗素在对《社会契约论》一书的评价中这样说：“它虽然对民主政治献口头殷勤，实则有为极权国家辩护的倾向”。再说详细一点：“主权者这种永远正确的意识，即总意识，决定一切。谁不服从就要被逼服从。”

　　说白了，罗伯斯庇尔的“民主”之牛逼之处就在于他手里攥着刀把子，哪个不听话手起刀落血溅五步就是了。

　　对于这一点中国读者不应该陌生，不信我说两个人保证大家都熟悉：张志新，遇罗克，都认识吧？

　　更早一点，1947年7月，山西兴县剁了一个“托派文人”王实味的脑袋。他还算幸运的，起码留了个名号。同年在微山湖西开展的肃托清党运动中，我党在物资缺乏的条件下，创造性地使用手摇电话给人上电刑，一次查了三百来号托派(大都是青年学生)，为节约子弹，男男女女一律用刺刀扎死，连名字都没留。要不是后来东北局来人说都放了，死的人还要多。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咱们，老大哥当年清党不也清死了不少人吗？倒是那个惹事生非的托洛茨基，七十来岁还被人用钢镐砸死了，临死不得善终。

  刚才讲了半天极权主义，有人皱眉。其实我还算客气的。想那罗伯斯庇尔当年是自称“红色恐怖主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顾准在文革的第七年，极左路线在中国重新登场时写下的这些话：“你是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无条件的共性，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虚伪的共性？”
　　一般情况下，极权主义是要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保证实现的。具体怎么实现你可以去看达里奥福的剧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如果这东西找不到的话也可以看看孟京辉改编的同名话剧。

　　有时候，当政治过度腐朽或是发展过快引发营养不良时，极权主义在三斧头之后便会出现颓势，甚至破裂----据说橡树栽在瓷盆里就会胀破瓷盆。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另一个人性杀手----水。

　　极权主义这只玻璃杯对纸的扭曲显而易见，但它对水的限制就不明显了。水本无形之物，只有在一定的约束力下----比如这只杯，它才能存在。(德国一位作家说新纳粹党，单个看都是好人，合在一起就是祸水，一个意思)极权主义就这样约束了民众，使之为已所用，把纸泡软泡胀。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杀了一个叫袁崇焕的人，理由是勾结满清图谋不轨。虽然后来是“天之冤之”了，但在当时，他的确是“国人皆曰可杀”。以至于在他被剐时有人花银子买他的肉撕咬泄愤。

　　如果说袁崇焕是死于极权主义或是动物凶猛尚有争议的话，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人----顾准。

　　顾准是中国唯一一个当了两次右派的人，你随便用哪个搜索引擎搜“顾准”二字，结果都是十来版。我只说他两件事：一是他在干校被人架喷气式，头都压到了地上，他的回答是“我就是不服！”第二件是他在临死之前被要求签署一份悔过书之类的玩意儿，他坚决不签，并认为签了就是耻辱。而他这一个快死的人也不再害怕什么迫害了。

　　可顾准最终还是签了这份悔过书，原因是组织上的人告诉他说签了字就可以摘帽，就可以和家人见面。顾准签了字，但直到死，他也没和家人见上面----帽子是摘了，但党籍未复，仍算不得自己人，要划清界限。顾准是在对亲人的思念与悔过书给他带来的屈辱之中死去的。

　　我说这些无意指责顾准的亲人----他们也是受害者。如我前文所说----水在扼杀纸的同时也在遭受玻璃杯的扼杀。

　　写到这里，抬头想看看玻璃杯，猛然发现杯子已经给人拿去扼杀咖啡了。